杜建英/文

编者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晋绥解放区抽调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16000余人，编为五个梯队，加上三个警卫团、医院、临汾留守处等共4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称西北入川工作团），在时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领导下随解放军18兵团、7军19师进军大西南。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此历史节点，回望过去，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国家命运，更以鲜血和牺牲为全球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战争，是国共两党展开的一场历时四年多的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今天这里刊登的是，南下干部史料研究会杜建英采写的文章。让我们一道缅怀英雄先烈，追念那些曾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和不屈奋斗的人们！

成都龙王庙19号省民政厅宿舍，当四川博物院典藏部魏飞雪、张立锟两位老师与南下干部史料研究会的范文、曹崃喜、陈小川、杜建英等见到南下干部冯秉昭时，就被眼前这位91岁的老革命惊住了。

冯秉昭近照，右为南下干部史料研究会范文会长

冯秉昭（四川省民政厅正厅级离休干部）满头白发，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在客厅迎面就与我们握手寒暄。四川省博物院视魏飞雪老师向他出示了“采访证”，老人很是高兴。他说，为了欢迎四川博物院和研究会来他家采访，他准备了一些历史照片、书籍史料等供我们采用。接着，冯秉昭讲述了他参加革命，南下途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冯秉昭

1932年7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临县丛罗峪镇上冯家山一户农民家庭的冯秉昭，1949年2月参加革命。在晋绥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时，得知学校要抽调30名师生南下到新区工作的消息。作为学校第一批入团的共青团员，冯秉昭充满了革命激情，立即报名南下，获得批准。晋绥行政干校与晋绥行署机关一共50多人，由晋绥行政干校刘北垣副校长带队。编队时，刘北垣副校长安排冯秉昭任事务长 。

刘北垣副校长说：“这是给你锻炼、提高的一次好机会，也是对你的信任。后勤还安排行署的一位科长总管，你只负责管理伙食，让大家吃饱吃好，记好账，不要出差错。”冯秉昭既高兴又忐忑地接受了任务。批准南下后，领导要战士们告诉家里，冯秉昭借学校的电话，请丛罗峪区公所的同志转告家里他已参军准备南下。部队出发走到三交镇时，冯秉昭的父亲赶来看望他。父亲给他带了一张自制的狗皮褥子，还带来一包大红枣。父亲得知儿子管理伙食，一再嘱咐：“听领导的话，账要记好，收支要清楚，决不能用公家的一分钱。”冯秉昭把父亲这句话铭记了一辈子。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在临汾，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大会。冯秉昭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十八兵团第二梯队四大队任管理员。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棉军装及衬衣，帽徽、领章、胸章，发了军人优待证。成为一名英姿焕发的青年军人，大家都很激动。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冯秉昭一边参加训练，一边为南下做物资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要求领导机关筹备粮草、大车、驮马、雇请民工外，要求每个战士要用草、布条编织二双草鞋，补好破烂的棉被和衣服，备好背包带、茶缸、碗筷、电筒、牙刷、针线等日用品。行军中为保障食宿，大队有一个小组“打前站”，负责了解情况，安排宿营，筹买物资等。每个伙食单位配有马匹，驮运炊具等。出发时每人带一天的干粮，没有命令不许动用。部队配有医护人员，宿营后要烧开水让大家烫脚。饭菜要讲卫生，预防各种疾病、预防坏人投毒。做好准备工作后的十月中旬，第二梯队四大队从解县（今山西运城）出发。那天运城地区和解县的党政领导及当地群众到干校欢送，场面十分感人，大家都热泪盈眶，挥手告别。

部队一路行军来到风陵渡，住在附近村子，等待渡河。风陵渡浪大风急，行船要看天色，摆渡十分危险。人多要分批乘船，什么时间能渡河不得而知。渡河那天部队正要开饭，接到提前出发的命令，动作快的同志，打了点饭菜，慢的就没打到。冯秉昭和战友们只好将剩余的饭菜送给老乡，带上炊具赶到河滩侯船。等到中午后才上船，到达潼关已是下午4点多。在潼关冯秉昭想办法买了点酱菜，给战士们就着开水、干粮吃。下午6时左右部队乘上火车，到达灞桥已是晚上10点。这一天奔波了二十多个小时，有一半以上的战士没吃饭。风大路远、又饿又累，但战士们毫无怨言，情绪高涨。纷纷谈论着迎冷风，踏霜雪，渡黄河、到潼关、看古迹的感受，讲着与之有关的神话、传说、典故，借以解乏、逗乐，互相激励。

此时南下工作团各梯队，十八兵团等部队，先后结集在西安、宝鸡一带，等待时机，待命入川。在西安召开了南下干部大会，贺老总传达了中央的决策部署，四川将分为重庆市和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晋绥干部负责接管西康省和川北、川西等三个省区。分析了当前的战斗形势，强调到新区后，要保护工商业，爱护团结群众。贺老总讲话声音洪亮，谈笑风生，感染力很强，对部队鼓舞极大 。

在西安部队驻地放了几次电影。虽是无声片，但新奇的画面大开战士们眼界。在西安看了秦腔剧，特别是程砚秋先生，专程从北京赶到西安，为部队表演了《荒山泪》。冯秉昭第一次看四大名旦演出，特别高兴，印象很深。看完表演后乘后勤运物资的汽车返回，因司机对道路不熟，转来转去，二、三十里路开了一个晚上。当时冯秉昭还带有一筐鸡蛋，怕打烂，一会抱在怀里，一会用双脚夹住，逗的同志们大笑。在西安做后勤工作的冯秉昭，针对马上要翻越秦岭，宿营地都是新区的特点，就如何做好食宿保障，和有关同志商议了对策。

冯秉昭难以忘却的是途中经过的留坝县的张良庙。被称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后，隐居于此。后人为表仰慕之情，在这里建庙奉祠。故名“留侯祠”，俗称“张良庙”。在张良庙，看到古建筑群依山而建，九大院落错落有致，庙宇宏伟，碑、联、塑像保护的相当好，大家十分欣慰。当晚部队驻扎在留坝，寻找烧柴成了最大的难题。留坝虽说是县城，但常住户只有六、七户。没有办法解决柴火。冯秉昭带着炊事员，拿着电筒四处奔跑，费了许多时间，说了不少好话，才找到一点只够煮饭，烧点开水的柴。

冯秉昭留下最痛心的记忆是在剑阁县的一次突然变故。早晨队伍已集合好正要出发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大队命令部队就地待命。后经侦查是潜入山中的少数散兵所为。部队决定加强戒备，继续前进。这时发现一个炊事员不见了，这位在山西解县雇的民工，一直跟随部队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到这里，现在却不知去处，战友们四处寻找没有找到，部队只能继续前进。领导虽未责怪冯秉昭，但他心里很难受。在南下行军中管伙食的他，起的早睡的晚，最先到最后走，再苦再累也不吭声，两个多月工作未出差错，快到目的地了却出此纰漏，心里惦记着这位民工的安危，十分难过。

进入四川前，在陕西褒城休整时，领导宣布了南下入川干部的分配。冯秉昭所在的“西北行政干校”一分为三，分赴川西、川北、西康。

冯秉昭留在川西区工作。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冯秉昭随部队在1950年1月6日到达成都，分在成都军管会政务处任伙食管理员。不久成立川西行署民政厅，冯秉昭调到民政厅下设的优抚科任科员，随即参加了接管城市后的优抚和建政工作。六十年代担任成都军供站站长，省民政厅优抚处副处长。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到省民政厅，仍任省民政厅优抚处副处长。八十年代在省民政厅先后任优抚处处长、副厅长。九十年代任四川省双拥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研究会史料征集组同志与冯秉昭

1994年1月离休后，潜心学习钻研古代诗词，初期在《成都晚报》《晚霞报》等报刊发表诗词50多首，其诗词还被收录入《中华老人诗文优秀作品辑》《中华诗词大鉴》。2004年-2011年出版《润心集》《心潮集》两部诗文集。暮年仍笔耕不辍，又出版第三本《舒心集》。一共创作诗词1000多首，30多篇文章。在北京、四川、河南、新加坡等地出版的《中华诗词》《中国社会报》《新风》《中华诗词集成﹒四川卷》《现代全蜀诗钞》等多种诗词书刊收有他的作品。

冯秉昭所有的作品均体现了一位离休老干部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他的辛勤付出也获得各级部门的奖励和荣誉，成为南下离休老干部中屈指可数的诗词作者。

当采访快要结束时，冯秉昭前辈的老伴张建英回家了。在冯秉昭的介绍下，才知道张建英的父亲叫张韶方，是南下工作团第二梯队的政委，曾担任四川省副省长 。 详见本搜狐号《山西南下干部张韶方——身经百战，历尽磨难，“文革”中含冤去世》。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